国际老龄联合会本年度理事会、高官会议和第9次全球大会于2008年9月3日-7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应国际老龄联合会主席Irene Hoskins女士邀请，中国老龄协会副主任吴玉韶代表李本公（国际老龄联合会理事）出席了本次理事会，并在随后的高官会议上以“中国居家养老的探索与实践”为题作了发言。

一、理事会情况

国际老龄联合会于2008年9月3日在蒙特利尔召开了2008年度第二次理事会，吴玉韶副主任代表本公主任出席了理事会。

联合会共有理事24人，此次出席理事会的共有19人。联合会主席，负责国际事务的副主席，负责亚太地区事务的副主任，秘书长以及司库都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

1.    通过200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理事会纲要；

2.    讨论联合会将来的发展战略问题以及会员发展问题；

3.    听取有关报告。

此次理事会继续提到了在北京理事会上讨论的委托美国退休者协会出版会刊问题；开拓思路，把发展政府会员和非政府会员的思路拓展到发展个人会员的问题。但是由于理事持不同意见，决定将该问题放到2009年1月的伦敦理事会上讨论。另外，秘书长宣布了将于2009年10月9日至12日在日本秋田召开联合会“居家养老”国际论坛，以及于2010年5月3日至6日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召开联合会第十次全球大会。

二、高官会和全球会情况

9月4日上午，国际老龄联合会组织召开了以“居家养老（Ageing in Place）”为主题的高官会议，来自加拿大、奥地利、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中国、日本、以色列、捷克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官和部长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会议首先由国际老龄联合会主席Irene Hoskins女士致辞，她对各国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她认为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将对各国的经济、社会等方面产生直接的影响，此次高官会将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分享各国在居家养老方面取得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明确努力的方向，共同推进居家养老将来的发展。

来自加拿大人力资源和社会发展部的助理副部长Susan Scotti女士介绍说，进入21世纪，加拿大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老年人比例（65岁以上）不断增加。2001年时，加拿大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而预计到2026年将超过总人口的20%，届时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人超过65岁。人口老龄化需要加拿大全社会的努力来应对，包括：提高老年人晚年健康水平、福利和自立能力；鼓励和支持老年人继续参与经济、社会生活；强化和改善老年人居家养老生活环境，以及通过开展持续的各种政府行动使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人受益。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协同努力，开展了一系列行动（action）和项目（program），包括：低收入老年人支持计划，住房支持计划，家庭护理者的财政补贴，老年人健康促进计划等，以帮助老年人实现居家养老，鼓励家庭成员为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据介绍，仅2006年一年，加拿大政府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护理方面的税收支持和税收减免就超过10亿加元。

奥地利社会事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老龄政策司副司长Erika Winkler博士着重介绍了奥地利的长期护理保险工作。奥地利80%以上老年人都能自立地实现居家养老，仅需要社区提供一些简单的服务。而有18%左右的老年人需要长期护理，其中10%需要1-2级的轻度护理，每月护理时间不超过120小时，8%则需要更长时间和更高级别的护理。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需要护理的老年人中，超过80%的人并不是选择进入专门的护理机构，而是居住在家中，由其家属提供护理服务。为此，奥地利政府制定了专门的政策以支持家属对老年人的护理，例如：（1）如果负责护理的家属因疾病、休假或其他原因暂时无法护理时，长期护理保险将提供补助以帮助其在市场购买替代护理服务。（2）对于需要护理临终老人的家属，其雇主将提供不超过3个月的假期。

澳大利亚卫生和老龄部副秘书Mary Murnane女士介绍了本国居家养老的情况，她介绍了数种居家养老计划和机构养老计划，直观地指出了两者的优劣，居家养老计划覆盖了更多的老年人，但其花费却比机构养老少得多。她认为，下一步发展居家养老的重点是：更好地了解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对非正式服务提供者的支持；更适合居家养老的住房和社区环境；新的衡量是否进入机构养老的模型，以及更加有效的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转换的机制。

吴玉韶副主任代表中国作了题为“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探索和实践”的发言，他向各国代表阐述了中国发展居家养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介绍了中国居家养老实践的做法、经验，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着重论述了政府和民间组织在居家养老中各自的作用发挥。各国代表高度赞赏中国在居家养老方面取得的成绩，他们认为中国有1.5亿多老年人，比有些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解决如此庞大老年人群的服务问题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对世界的一个巨大贡献。

此外，美国、英国、越南、新西兰、巴基斯坦、日本等国代表也都介绍了本国居家养老的情况和政府行动，并进行了热烈讨论。高官会议于当天下午结束。

全球大会于9月4日下午开幕。会议特别邀请了一位普通老年人作了主题发言，引起了参会者的广泛兴趣。加拿大主管老龄事务的官员、魁北克省官员和蒙特利尔市官员都到会并致词。全球大会议程安排非常紧密，会议共计4天，安排了5次全体会议和8次分组会议，近百个大小演讲，涉及居家养老、年龄友好型社区、长期护理保险、老年人居住环境、老年人收入、代际平等、老年人赋能、临终关怀、创新和设计、老年虐待、老年人参与、公共政策等众多主题。

全球会议期间，会议方还组织了一场老龄用品博览会，共有30余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展出的内容包括老年人用品、老年住房、老年人食品、服装，老龄出版物和研究成果等。其中，有的展台更是让老年人现身说法，向参观者介绍产品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以及自己的使用感受，效果很好。

会议期间，吴玉韶主任还与国际老龄联合会秘书长Jane女士进行了会谈。吴玉韶主任向其介绍了中国近年来老龄工作情况和进展，并就加强双方下一步合作交换了意见。

三、体会和建议

1、继续加强与国家老龄联合会的合作

通过这次会议，国际老龄联合会高效的工作方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天来，总的感觉就是会议日程非常紧凑，内容非常丰富，从4日下午高官会结束后，马上就是全球会开幕，连续4天安排了上百场演讲和发言，中间穿插了5次全体会议和老龄用品博览会，信息量非常大，很多报告因时间冲突无法同时参加，略感遗憾。不过，如此高密度的会议安排，也使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了解更多国家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基本情况，学习到国外的宝贵经验，可谓收获丰富。

国际老龄联合会是我协会长期的国际友好合作伙伴之一,历来非常重视和我协会的合作。我协会加入国际老龄联合会十年来，参与该组织的活动较多，但主动发挥作用和贡献相对较少，建议今后积极主动参加其活动，既更好地履行我协会作为国际老龄协会亚洲最大理事国的义务，也向世界宣传我国老龄工作的成绩，交流和探讨国际老龄领域的重要话题，提高我国国际形象，在国际老龄事务中发挥与我国地位相称的作用。

2、居家养老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从各国发言看，无论哪个国家，大部分老年人都是选择居家养老，只有不到10%的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发达国家虽然早期发展了很多养老机构，但近年来已经认识到居家养老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帮助老年人实现居家养老，包括：改善社区服务环境、提高社区服务能力；建设社区为老服务设施等。同时，各国也非常重视民间组织、企业、家庭等在居家养老服务的作用，整合各方力量，共同推进居家养老。

我们注意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发言时也提到，应该将政府责任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能够承受的范围这样的原则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开展居家养老时，政府的示范、推动、扶持、规划、监督等职责必须履行，但却不能包办，应充分调动家庭、社会、个人各方面积极性，共同推动居家养老。

3、居家养老离不开制度性保障

居家养老不是一项暂时性的工作，而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难题的长期性工作。居家养老的扎实推进不能靠偶一为之的某项行动，而必须纳入制度化建设的轨道，通过制度措施保障居家养老卓有成效得开展。这些制度包括：

（1）将居家养老工作纳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摆上官员的工作日程，作为重要工作常抓不懈。

（2）建立与居家养老要求相适应的融资制度，包括养老、医疗保险，使之能够为老年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提供资金支持。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长期照料的老年人，必须有长期照料保险制度与之匹配。目前我国这项制度还是空白，应该认真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3）对私人部门提供居家养老的应制定鼓励和扶持政策，特别是行业准入、税收优惠、贷款支持等方面，使社会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居家养老中来，让市场机制在居家养老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的衔接制度，既满足大多数老年人大多数时间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也使那些确实需要机构照顾的老年人得到更加专业的护理，最终在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居家养老资源和机构养老资源更好地相互配合，发挥最大的效用。

（5）其他的配套制度，例如社区建设规划、老年人住房支持制度、对老年人照护者（特别是家属照护）的扶持制度、对居家养老人力资源的认证培训制度等。

4、中国居家养老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

与会代表不止一次提出，中国的老年人口实在太过庞大，与中国相比，“我们只是一个小村庄”。其背后的含义是：老年人任何一个小问题，乘以1.53亿这个巨大的数字，都足以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对于人均GDP较高而老年人口较少的国家来说，他们就完全有能力为老年人提供近似福利性的居家养老服务。但对于“未富先老”、老年人口众多的中国，这种“小国模式”、“富国模式”完全不可行。因此，有些西方国家取得的经验，虽然在本国证明是有效的，但却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中国需要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大国模型”。